2）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，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，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，只要后果足够好就不应追责。

除了承担自身在法律和政策执行方面的责任外，还有责任对其他法治社会建设的主体给予引导、帮助和服务。市场调节存在缺陷，因而可能失灵。

2.行为倾向：敬畏法律、利用法律、对抗法律 虽然在法治的理想中，人们很容易把法治主体想象成遵循法治的楷模，把法治描述为单一的法律理想状态。例如，在公共教育服务领域，调控性的法律至少包括《教育法》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教师法》《职业教育法》《高等教育法》等，国务院还制定了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等行政法规。五、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力量的分工与整合 （一）在有机的法治社会理想下合理定位不同力量的角色 法治社会建设要求在有机的法治理想之下，各主要力量有序的分工协调，并得到有效的整合，从而提高整体的治理能力，这首先需要合理定位法治社会建设各种主要力量的角色。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权利实现，是构建企业民主管理体系、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进程的基础，既关系到职工民主权利和法定权益的实现，也关涉到企业的认同感的培养，还关涉到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政体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，国家与社会仍然缺乏分野，市民社会中仍然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。

可以说，在当今时代，社会组织可以承载民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，是法治社会的黏合剂。这些问题中，律师们可以大显身手，他们对不同利益有着敏锐观察，他们对法律规范能够精准把握，他们能够熟练运用论辩技巧和说服艺术。正在此意义上，法治社会中，社会组织是在在社会角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。

同样，企业还是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主体。反过来，社会组织也可以监督政府是否忠实、有效执行了法律和政策，是否依法监督了社会组织的行为和活动，是否充当了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合作者、服务者。当然，政府还需要提供一些基本保障的职责。在经营过程中，相关的治安保卫、商业秘密保护、廉洁等也应当有所考虑，符合法律规定，规范双方的经营行为， 保障合法经营， 维护企业利益。

后来，由于政府面临效率低下、腐败等问题，人们逐渐认识到，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不应该过死，强调市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，主张政府下放权力，将有些公共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。当然，这种影响有时是积极的，有时可能也有消极的一面。

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宏观调控，这需要得到法治的保障。在这种商业性的活动中，法治社会建设得以铺开，社会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。这些都表明律师在法治社会中不可或缺。现代社会治理中对合作、多元的强调，使得政府的角色必然发生改变。

放松管制意味着，政府直接管理的领域和手段减少，给社会其它主体创造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。政府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公共产品、服务的任务交给企业或社会组织后，按照要求检查其成效、服务水平、产品质量等，督查其执行标准的情况，对违法标准和目标的行为予以处罚，对促进目标的行为予以奖励。其次是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。各主体之间的职责如何分担衔接是非常重要的。

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同样不可或缺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识和象征，他以市场化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，是法律专业工作的引擎，他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，构成了公众与法律专业系统的媒介，他独立于国家公权力系统，是进行广泛政治和社会参与，监督公权力的先锋。社会组织在运转的过程中，完全贯彻了民主、平等、自治等原则，主张不同群体的对话协商，倡导合作，强调自律，反对特权和权力的不当干预，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阻止了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，构成了抑制法律工具主义、抵御国家理性规则泛化的重要屏障。

倘若缺乏政府的有力统筹，很多需要不同主体共同协调解决的问题就难以获得解决，各社会主体就会陷入孤岛之中，各自优势难以有效发挥，更难以创造性破解难题。律师基于社会公众需要法律服务这一特殊的职业服务，以法律及其运用的专业化、技术化为出发点，延展当事人在法律社会交往中的能力，帮助当事人在法律程序和实体利益中采取正确的决策和行为方式。

通常，人们较为关注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，但社会主体的监督和制约也很重要。3.供给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，国家与市民社会往往有所分离，国家主要指代公权力系统或者官僚制机器之内的范围，社会主要指公权力系统之外的生活系统。这一场域平台可以给民众带来切身体会，培养、塑造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。法律职业有专业技术门槛，虽然国家不断强调普法，但一般民众要弄懂法律术语、理清法律关系并没有那么容易，必须求助于律师才能处理与法律有关的事务。三是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，未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经营体系，不计环境代价地盲目生产，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。在调控公共服务领域，目前所形成的法律规范，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成规模。

合作治理、协商治理牵涉多元主体的相互依赖、持续互动的网络，需要政府有维系这个网络的能力，这对政府的制度、工作人员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。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中，基于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，政府也需要贯彻党的方针、政策，执行党的路线，引导社会向党的法治社会目标靠拢。

在当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背景下，合作治理、协商治理尤其必要，合作治理、协商治理是社会力量成长的必然要求。有必要提及的是，对法治社会各主要力量进行的制度赋权，应当从总体上着眼于法治社会建设，合理定位不同力量的角色，既有利于这些主要力量的在法治社会中的分工，也有利于各种力量大整合。

（三）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中的作为 1.在社会角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 在现代社会，社会组织是与政府同样重要的社会服务的供给者。改革开放后，社会开始发育，社会生活逐渐独立于国家机器和公权力系统。

通过社会组织的运转，从民众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知出发，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、互助精神、公共精神、民主精神、权利意识、法治观念，发展民众的民主参与能力、法治操作技能、自治能力等，在具体层面和细微之处促进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，培育了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，从而推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。在科技服务供给方面，调控性的法律至少包括《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等。律师通过获得自治的权利来实现职业使命，开展法律服务，从此成为民众与权力系统的一个通道，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。这些都将促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立，冲击既有的官本位思想和政府责任理念。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，也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。其终极意义上的原因在于，法治社会建设最终意义上是政府负责的。

此时，尤其需要依靠政府的有效统筹组织，社会力量才可能克服各种问题，很好发挥和实现各自的有效性，聚合成有益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推动力。制度供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，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。

社会组织有一定的资源动员能力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驱动下，能够动员民众参与社会组织，将其活动纳入社会组织的目标中。此外，对于法治社会建设，政府还应当履行评估责任，评估是衡量效果、监督社会主体的重要手段和收效途径，通过评估来衡量各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绩效，提高各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，以便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激励。

2.调控公共服务供给 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，标志之一就是政府放松管制，发展调控职能。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转基于民众的自主自愿，需要成员的合作精神。运用党政体制内的组织载体（例如各地的法治办公室），更好地协调普法宣传和国民教育，协调普法工作和各个行业规范要求，使普法工作能够有明确的工作要求，有具体的考核标准。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、人力资本一样，可以给人带来的收益。

很多热点社会事件的发展，都离不开律师在媒体和自媒体上的营销，虽然律师在这种营销中个人获得了名誉、金钱等，但他们对事件作出的情节分析、提供的法律帮助、法律适用意见、法律解释策略等，也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。因此，在中国社会中，人们平等意识、权利意识、结社意识、公共精神都还存在很多缺陷，社会上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，个人对国家责任的期待较大，缺乏通过社会组织去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问题的习惯和意识。

目前，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快速转型的阶段，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还做得不好，这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律师最为典型、传统的业务活动就能鲜明体现这一点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，必然带来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。利用法律则可能积极与消极意义并存，消极意义在于不利于树立法律威信，积极意义则在于可能促进法律的完善。